详尽内容参见张千帆：《法国与德国宪政》，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376—386页。
为此，建议：一、废除第五十四条和六十五条。因为责任的核心在于必须对某事作出回应，或者必须对某事有所交代。
如果说法律对预期责任有所回应，对过去责任事先有所交代是一种理想状态的话，那《突发事件应对法》显然没有达到如此状态。进入 马怀德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突发事件应对法 。而且，《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也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工作。另一种可能是，政府尽到了监管责任，有关单位也按法律规定和政府要求采取了预防措施、消除了已发现的隐患，但还是发生了严重的突发事件。[20]这种情况时有发生，比如瓮安事件初期，政府寻找与当事人信赖的个人参与事件的调解;而且，现实当中有不少事例表明，很多纠纷的解决往往不是通过政府来进行的。
即便如此，某些义务还是应该由法律直接规定制裁措施。但应急救援队伍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直接关系到突发事件应对的成败，已发生过的SARS疫情、南方地区雨雪冰冻灾害、汶川大地震因救援人员不足所导致应急不力的事实足以说明此问题。[89]执政党可资利用的第三种资源就是民主法治。
同时，鉴于中国实行着社会主义制度这一理论与政治现实，进而认为：基本权利的享有与实现主要靠护，而非基本权利的享有与实现则主要靠卫。第二，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是否会存在冲突？宪法对民法具有怎样的效力？要解释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是否会发生冲突，需要再次重申两个判断：一是包括宪法权利冲突在内的法律权利冲突之实质乃为义务冲突。既然私法也是法秩序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也要参与实现法律体制整体所要实现的任务，那么私法在解决自己的问题的时候，也必然要立足于共同体认为具有约束力的政治性的价值判断。[19]问题是，公民财产只有劳动这一来源途径吗？或者说，在公民不劳动的情况下，不能取得或享有相应的或最低数量的物化财产或有形服务吗？比如一位7岁女孩不幸患上了白血病，在父母无力支付医疗费用的情形下，难道不能享受相应的医疗服务吗？如果小女孩有权利享有医疗服务，那么，这种权利又是怎样获得的呢？此时或许可能联想到西方某些国家的福利体制，也可能会回忆起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以此思路延展下去，就可以断定：这种权利的来源是分配。
[22]将贡献论再做延伸性应用，宪法学者通常认为的基本权利的固有性就值得仔细辨析与再推敲。生存条件权与平等机会权则具有受动性或被动性，或者说，这两种基本权利保护与保障都是由国家和社会通过积极行为来完成的，所以，为了达到规制国家与社会的宪政目的，就需要将之具体化，以便使之具有可操作的刚性特征。
[2]张翔博士之所以会将基本权利冲突问题泛化，根本原因是在论证中并没有对基本权利做出恰切的分类与妥当的解释，而是径直把基本权利必然发生冲突当成不言自明的前提假定。如果不能准确定位平等权与人格权，那么，其分类逻辑上的混乱就不能获得解决。（详尽内容可参见[美]布兰特利?沃马克：《政党—国家民主与三个代表：一种理论透视》，吕增奎译，载吕增奎主编：《执政的转型：海外学者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若去开掘宪法权利的本体内涵，就需要依托某个国家的宪法典（尤其是中国宪法典）对宪法权利展开规范与学理意义的分类，从而开掘出宪法权利的丰富内涵。
[75]参见韩秀义：《中国宪法实施研究模式评价》，载《东吴法学》2009年春季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97页。事实上，中国宪法实施存在着极为不同的面相，笔者曾以政治宪法学、宪法社会学与规范宪法学为依据，归纳出政治化实施、惯例化运行与规范性缺失三个面相。其三，如暂且不考虑公民这一重要的宪法主体，而仅仅涉及政治主权系统系统与治理主权系统，那么，这两个主体在关注中国宪法权利时，可有哪些资源为其所用？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笔者将主要借鉴胡水君研究员关于法治的分类[85]：道德 功利（理性∕自然）政治 道德的民主法治 作为宪政的法治（民主法治）行政 作为文德的法治（儒家法治） 作为武功的法治（法家法治）对以执政党为代表的政治主权系统来说，其对基本权利之护所可利用的资源，首要的是道德的民主法治。德沃金教授对美国宪法的解读，可参见(美)罗纳德?德沃金：《自由的法：对美国宪法的道德解读》，刘丽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每个人因为非基本贡献而享有了非基本权利，而之所以会产生非基本贡献不平等的现象，主要是因为人的主体性因素存在差别所致，因此，对非基本权利的内容做学理分析可从主体地位与自由的角度进行归纳：基于公民的政治主体地位而享有政治参与权。二是在寻求分类资源时，除了坚持规范标准外，还要对法理学、伦理学、政治学等学科开放，使得分类成果可获得多学科资源的支持，从而增强分类的科学性比重。
[58]在讨论中国宪法权利护卫机制[59]问题时，笔者继续坚持这样的研究逻辑与研究思路，同时也强调，若使关于中国宪法权利卫护机制的设想或展望既有学理基础，也不匮乏现实根基，至少需要坚持三个前提：第一，在构想或设计中国宪法权利卫护机制时，不能不加分别地或笼统地对待中国宪法权利，而需要对其进行类型化处理。（2）党与国家机器——党为了人民服务所创立并且现在控制的国家机器——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笔者围绕中国宪法（典）文本和契合于中国人利益观念、行为模式的等利害交换公正观而做出的关于中国宪法权利的单一与复合、基本与非基本的二分，就是对中国宪法权利进行类型化的初步尝试。另外，也必须将政治表达权之间的冲突严格限定在公共政策与公共文化领域，不能将其泛化到纯粹的民商事生活之中。林来梵教授在后来关于平等权与平等原理的解释中说，形式上的平等原理仍然适用于对人身自由、精神自由、人格尊严乃至政治权利等宪法权利的保障。要说中国宪法学者不考虑中国宪政建设的先决条件似乎并不客观，比如宪法司法化、宪法私法化、程序优先论以及先易后难论等学术主张难道不是在关注中国宪政建设的先决条件吗？但在笔者看来，与其说这些主张是在关注以实践为导向的中国宪政建设的先决条件，不如说是在关注满足某种学理自洽要求的学术逻辑起点，而这种学术逻辑起点与其说是中国宪政建设的先决条件，不如说是学者个人的偏好，学者个人的偏好当然不能作为中国宪政工程建设的先决条件，而只能作为个人进行中国宪政理论研究的起点。[20]王海明：《公正与人道：国家治理道德原则体系》，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71—172页。也就是说，政治权力淹没了一切，没有经济和社会，一切都政治化了。
另外，在这种复合性依据构成中，由于宪法形式只是一种框架，所发挥的作用也只是一种指引或导引，其实体内容有赖于法律权利行为的添加，所以，在依据适用方面，适用规则较为复杂，同时，适用弹性空间很大，从而呈现比较柔性特点。（薛军：《私法立宪主义论》，载《法学研究》2008年第4期，第67页。
在这一大转型过程中，中央不但要向地方分权以形成权力分享与共治的中央—地方关系，政府要向企业分权以形成好的市场经济，国家向社会分权以形成好的公民社会。宪法权利是抽象权利，法律权利是具体权利。
[65]巴克尔教授对中国政治与宪法体制结构的解释同笔者依托一体二元中国宪法理论体系所揭示出来的政治主权和治理主权二分的结构具有极大的共性。由于执政党统帅军队，所以，捍卫国家主权的使命就只能且必须由执政党担负，因而，法家法治不是对内的，而是对外的。
基于公民关于政治参与与政治表达实效的考虑所享有的政治结社权。在这个意义上，调整中国宪法研究的方向就显得尤为必要与紧迫。[56]张恒山：《法理要论》（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52页。其四，政治参与权的非基本权利定位，恰恰想表明这样一种立场：一个国家存在怎样的基本权利制度，在政治上恰恰是为政治参与权的行使所决定的，所以，政治参与权较之于基本权利就更加重要，进一步说，如果认为基本权利具有逻辑的优先性与价值的根本性，那么，就可以认为包括政治参与权在内的非基本权利就具有行动的优先性与价值的高级性。
换句话说，国家是一个高度整合的框架，同时也是一个从外部整合社会社会生活的框架，但是在国家内部、在社会内部、在国家和社会之间都缺乏实质性内容的整合。[87]杨光斌：《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5页。
为了讨论的便利，现以韩大元与胡锦光二位教授、林来梵教授对基本权利或宪法权利的分类为例来展开分析。所以，笔者坚持使用受教育权这一概念，并把受字理解为选择与接受或选择性的接受，从而突出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与受教育权的自由特性。
[16]这显然是从内容与实体角度看待法律权利的。其二，依据学者观点，教育的一个关键性目标就是通过教育，使每个人都能够作出一定水平的、独立的、批判理性的价值判断，[30]然而，就是在国家已经提供了均等化的基础教育资源的条件下，受教育者能否实现这一教育目标固然要取决于众多的因素，但无可否认的是，受教育者自身的智力水平、意志力等乃为重要因素，也就是说，受教育权目标本身能否实现具有极大的或然性，这也是同基本权利的重大区别。
之所以说基本权利之间不可能存在冲突，其核心原因乃为基本权利是以每个人的基本贡献为标准、以完全平等为分配原则而做出安排与配置的，或者说，由于每个人所做出的基本贡献都以社会与国家为对象，因此，公民在基本权利层面上就不会存在交叉与对立。对于中国现行宪法典的结构，翟志勇博士做出了三层的复合式解释：第一层是法国大革命所开启的激进主义的大众民主，体现为宪法序言中对于人民当家作主的申说。政治参与权的行使目的当然是通过影响甚至左右政策或法案来实现特定的利益，而对于中国而言，如王骚、王达梅二位学者所指出的：中国政策过程依然以内输入（withput）为主，中国共产党、政府、企事业单位（主要是具有行政职能的单位）、专业机构（主要是政府内的政策研究机构）承担着主要的政策问题责任，而一般的社会机构、新闻媒体与社会个人则较少地影响议程设置。反之，复合宪法权利与非基本权利在主张时，只能首先依据相关部门法才能进行主张，因而属于间接主张的宪法权利。
[81]针对中国法治建设的第二个中心问题，巴克尔教授依然从执政党的内部制度建设出发来作出考虑，同时将重点放在了个人因素与党的制度分开上，对此，巴克尔教授认为：为了实现个人因素与党的制度分开的目标，就必须找到一种能够对党的纪律机构进行改造和正式化的手段，从而使它不再具有个人的色彩，并且变得更符合制度的目标。[79]杨光斌：《民主与中国的未来：理论建构-历史启示-政策选择》，载《战略与管理》（内部版）2012年第3∕4期，第72页。
主要包括经济自由权与社会自由权。就治理主权系统来说，最为重要的民主法治与法家法治。
尽管巴克尔教授对中国宪政建设的先决条件做出了进一步的解释，但在笔者看来仍然不够具体。韩大元与胡锦光二位教授对基本权利分类的标准是主体、性质、内容、法律效力基础、领域与文化传统，并在基本权利的内容分类中对中国公民基本权利做出了八种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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